琴究竟最早产生于何时,现在还是一个谜。古代或传说神农氏所创,或传说伏羲所作,还有传说尧、舜所作的。远古传说难为信凭,但它们暗示着古人相信琴的出现非常遥远,则应符合事实。
目前考古发现的先秦至西汉初的古琴实物,数量还很少,它们都出土在原楚国范围内的湘、卾两省。这些琴形制基本相同,但与今天习见的形制有很大不同。它面板与底板分离,演奏时浮搁在一起;面板又分为半箱体和是实木长尾两部分,尾端稍上翘,末端有过弦凹口(龙龈);背面有一长方形足池,安有一方形繫弦轴(雁足)。它们面板上也还没有标示泛音位置的琴徽, 有效弦长(隐间)也明显短于后世。可称它们为半箱式的一足无徽琴。它们有弦一至十根不等,说明尚未形成七弦定制。例如,湖北隋县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琴十弦;湖南长沙五里牌战国晚期墓出土彩绘琴(严重残损),九弦或少于九弦;七弦琴的实例则有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号战国中期墓琴,和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初期墓琴。
从体积较小、琴面浮搁、面板不甚平整、岳山较低、弦距较窄等特点看,此时琴的发音质量、音量还有很多不足,也不适于快速而复杂的指法。
今天习见的合体全箱式、两足七弦、面有十三徽的古琴,其形制应是在汉晋南北朝时期确立的。四川绵阳出土的东汉弹琴俑所持之琴,弥补了出土先秦古琴与今天七弦琴音箱形制间的重要缺环,它们均是长条形全箱式琴,又分头宽尾窄的长条形和具有内收弧形琴项的长条形两种。
东晋·顾恺之(约公元346-407年)所绘《斫琴图》中有两种古琴,它们也都是全箱式,虽琴身出现了额、颈、肩等区分,但图中两种古琴造型仍与宋汉弹琴俑大体一致。这一样式的琴体还见於河南邓县北朝彩绘画像砖墓出土的《商山四皓图》,说明古琴初见于东汉的这一形制,一直保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陕西三原唐初李寿墓线刻壁画伎乐图中,有抱琴、弹琴图像各一,琴式则与《斫琴图》中琴基本相同,可以看到一种传统的古琴式样是会延续很久的。
南京西善桥等地南朝齐、梁大墓砖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山的琴,具备全箱式特点而又呈现为新的样式,即音箱从东晋的内收弧形项的长条形,发展为方头、阔肩、收尾形态,这种样式的音箱能进一步改善琴的音响效果。
琴徽的出现大约早在西汉前期稍晚,即公元前二 世纪上半。西汉·枚乘(?-公元前140年)的名赋《七发》,曾提到用龙门之桐制琴,用野蚕之丝制弦,并以“九寡之珥为约”。从上下文意看,用珥做的约,本是箭靶的中心,这里相当于徽。更明确提到徽的是晋·嵇康(公元223一262年)《琴赋》“徽以锺山之玉”这句话,但徽数则不详。
有徽之琴的最早图像材料,见于考古发现的南朝齐、梁陵墓砖印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中,嵇康和荣启期所弹之琴,琴面外侧均列有十多个明显的琴徽。可以认为,全箱式琴体和十三徽的定制,年代约在东晋或稍前,下限至迟不晚于南齐初年,即公元五世纪九十年代。
唐代造琴工艺取得突出的成绩,无论数量、质量都有空前的进展,民间出现很多造琴的能工巧匠。最受人们喜爱的斫琴名手,出自四川的雷氏家族,其中较早的是雷儼,曾在唐玄宗做过待诏,其后有雷霄、雷威、雷珏、雷文、雷会、雷迟等。雷威尤其著名,传说他得到神人指点,又传说他常在大风雪天去深山老林,以听风吹树木的声响,从中辨取造琴良材。他们所斫之琴在大历(公元766-779年)中被称为“雷公琴”,“其岳不容指,而弦不先文;其声出于两池间。其背微隆,若薤叶然。声欲出而溢,徘徊不去,乃有余韵,其精妙如此”(宋·苏轼《杂书琴事》)。贞元(公元785-804年)时,成都雷氏所造之琴,“弹者之众”。当时江南也出了沈镣、张越等制琴名手,他们所制之琴也受到人们的喜爱。出自名手古琴,历代好琴之士均视为传世之珍,以至宋代便有不少人伪造唐代雷琴,这种作伪之风经历元、明、清而延续到现代。也有少量唐琴珍品保存至今,盛唐雷氏所斫之“九宵环佩”琴(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认为不仅是传世七弦琴中最古一件,也是唐琴最卓越的代表。
古琴确立今制之后,细部仍不断改进,以臻完善。传为唐初阎立本所绘的《北齐校书图》(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中的古琴,圆首阔肩,中部微狭,凤翅以下收殺至尾,这一造型对改善琴的音响当更为有利。专家们鉴定今存较为可靠的唐琴共十六张。在基 本形制一致前提下,根据它们外形起伏收缩的不同特点,还可划分为多种不同样式。若按后代琴书中琴式分类,有伏羲式十六张、神农式一张、凤势式三张、连珠式两张、师旷式两张、列子式一张、仲尼式一张。因为仅有的一张仲尼式琴还是晚唐之作,看来东汉到中唐的八百年间,仲尼式琴并不很流行。只是中晚唐孔子又被儒家作为道统代表推崇之后,仲尼式古琴才逐渐时兴起来,至两宋大为流行,出现定于一尊的局面,其它样式的琴反倒日益少见了。
晚唐的仲尼式琴,较之后世同类琴,还具有琴面较圆,腰部内收较深的唐琴共同特点。唐以后的仲尼式琴,除仿唐之作外,一般不具备这种特点。
隋唐以来,琴乐也受到许多王侯显宦的爱好。隋文帝之子杨秀受封蜀王,曾“造琴千面,散在人间”。后来蜀地造琴名将辈出,或与此有关。唐代二十年为相的的李勉,好琴,家中自斫琴数百张,其中绝代之品“响泉”、“韵磬”自宝于家,曾撰《琴说》一卷。
宋元各代帝王好琴者甚多。宋太宗赵匡义曾“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别造新谱三十七卷。”后来各代皇帝也仿效改制一弦琴、二弦琴……直至九弦琴,南宋高宗赵构还特制盾形琴送臣下,以提示不忘武备。但这些改制并不受琴界接受,后世也无传承推广。
宋徽宗著力“搜罗南北名琴绝品”,专设“万琴堂”珍藏,其中最名贵的是唐·雷威所斫“春雷”琴。后来金兵攻陷宋都开封,“万琴堂”落入金人之手,金章宗尤喜“春雷”琴,不仅列为其“御府第一琴”,与自己形影不离,临终还“挟之以殉”,可谓生死与共。
宋元明的古琴今存较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宋代以来官方和民间有大量的斫制,称为“官琴”和“野斫”。例如明代内府曾集中名工巧匠成百上千的造琴。又如明·潞王所造的“中和”琴数百张,今天也常能见到。当时制琴名家有冯朝阳、涂桂、张敬修、施彦昭等,同时一般有资历的弹琴家也都有斫琴传世的风尚,明清时期许多著名的琴家也都是斫琴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