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管弦乐以多元手法 彰显时代品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进入新时代，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时代价值乃至世界意义提炼并展示出来，是每一位当代艺术家都需要思考的时代命题。对此，作为当代中国音乐艺术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品种，民族管弦乐的创作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解答。

以宏大叙事 彰显时代主题

去年10月，中央民族乐团推出民族音乐会《长城》，汇集郭文景、张千一、郝维亚、王丹红等多位作曲家共同创作，以多元化的音乐语汇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呈现出这一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更试图借由艺术家的诗意化表达，开掘出长城所蕴含的倡导秩序交流、融合共赢的当代内涵。为纪念故宫建成600周年，上海民族乐团于2020年底创排民族音乐史诗《紫禁城》，从作曲到导演、舞美、灯光、多媒体设计，大胆启用了一批90后新人。简约时尚、富于象征性的舞台视觉呈现，与或恢弘或灵动的民乐交响相互映衬，展现出青年一代艺术家对于这座历经岁月沉浮的古老建筑，从帝王的宫殿演变为人民的精神寄托、世界的艺术瑰宝的文化解读。同年，北京民族乐团打造民族管弦乐组曲《中轴》，由叶小钢领衔创作，通过具有鲜明符号意义的北京特色音调的创造性运用，使历史的厚重与市井的诙谐相互交织，生动描绘了这条独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城市景观的精神内涵与现代风貌。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音乐家，他们越来越自觉地投入生活的洪流，用音符记录着对于现实的所见、所感、所思。特别是近几年，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主题主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共同汇聚成时代的宏大乐章。为祝贺澳门回归16周年而作的《澳门随想曲》(2015，王丹红作曲)，借教堂、节日、渔歌、焰火等多个意象，以张弛有度、明暗相间的笔法，调动各声部乐器的音色、力度对比，表现了澳门回归祖国后中西多元文化和谐共融的景象。《雄安》(2022，王云飞作曲)聚焦雄安新区建设的火热实践，用民族音乐的形式生动讲述“未来之城”建设的动人场景，讴歌雄安新区建设者们拼搏进取、追梦圆梦的奋斗精神。《艰难与辉煌》(2021，姜莹作曲)以贯穿始终的《国际歌》素材赋予音乐强烈的英雄主义气质，以叙述性的结构展开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缅怀革命先烈，谱写中华民族崭新的时代乐章。《铸梦》(2019，王云飞作曲)从音乐的角度诠释对“中国梦”的理解，用“复兴”“繁荣”“蔚蓝”三个篇章抒发对实现“中国梦”的情感表达。

作为主题性文艺作品的创作最大推动力，国家艺术基金在创新艺术创作生产引导方式、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仅以“一带一路”主题为例，近年来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民族管弦乐项目，就包括《丝路长安》(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丝绸之路》(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丝路草原》(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意象丝路·龟兹盛歌》(中国音乐学院)、《丝路随想》(辽源市中显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等多部。透过这些主题性创作不难发现，用多元艺术的手法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成为绝大多数作品所要表达的文化主旨，更彰显了新时代中国文艺在追梦中发展的时代底色。

以地域风格 彰显民族情怀

作为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并于创立之初充分吸收借鉴了西方现代音乐思维和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民族管弦乐从诞生起，便因其“更有益于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民间丰富多彩的器乐艺术，更有益于运用民族乐器表现更加广阔的题材，更有益于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朴东生语)，而展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经过几代艺术家的探索与创造，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不仅保留下来，更成为中国人集体记忆中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

民族艺术扎根于民间，来源于生活，是激发艺术家们创作最重要的灵感源。当代作曲家个性化表达与祖国丰富多姿、深厚博大的地域文化元素结合、碰撞，使民族管弦乐作品的文化韵味、时代品格都得到充分的彰显。王丹红的《永远的山丹丹》(2017)将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工作生活十三年作为历史背景，以陕北腰鼓、唢呐、信天游、陕北说书等艺术形式，展现了黄土地上壶口瀑布的雄壮与千面斗鼓的赫赫声浪，展现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陕北人民的悲苦与情思，整部作品如同一幅陕北高原的风情长卷，令人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历史的沧桑与时代的巨变。张千一的《大河之北》(2018)不是从地域的概念上去诠释“河北文化”的诸多面向，而是以一种富于历史纵深感、开放包容的文化观照去挖掘它的多重内涵。在作品中，作曲家不仅对民俗性段落、地域文化符号的诠释进行了充满艺术性、趣味性的加工和再造，更将代表藏族宫廷音乐的“囊玛”以及内蒙古、东北的音乐元素引入其中，进而彰显出河北地处北方多地域文化的交汇点上，交流融合的文化特质。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文艺院团和音乐家都在积极打造带有各自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以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项目为代表，《辽南畅想》(大连大学音乐学院)、《丝路长安》(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山西印象》(山西省歌舞剧院)、《情醉关东》(黑龙江省歌舞剧院)、《追梦京华》(北京民族乐团)、《丝路草原》(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黔韵华章》(贵州省黔剧院)、《高粱红了》(吉林省交响乐团)、《钱塘江音画》(浙江音乐学院)、《潇湘水云》(湖南省歌舞剧院)、《八桂音画》(广西歌舞剧院)、《大爱长白》(吉林艺术学院)、《黄河从草原走过》(包头市漫瀚艺术剧院)等一大批作品的问世，正日益清晰地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民族音乐版图。

有着几千年深厚积淀的传统文化，更是当代民族音乐绝佳的表现题材，音乐家们同样以真挚的情感和深切的思考投入到创作中。民乐合奏《春晖》(2012)是刘锡津以唐代诗人孟郊的经典诗作为题，谱写的一曲真挚母爱的颂歌;笛子演奏家蒋国基创作的弯管笛与民族乐队作品《雷峰塔遐想》，以代表江南文化的文化符号“雷峰塔”为切入点，展现了传颂千年的蛇仙与凡人的爱情传说;由莫凡编剧、作曲的《孔子》(2016)采取类似清唱剧的形式，在充分发挥民族管弦乐队丰富色彩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形式的声乐演唱颂扬孔子一生孜孜以求仁义道德，追逐心中大同世界的伟大梦想;古意盎然的《水鼓子》(2018)则是朱晓谷根据音乐理论家陈应时解译的敦煌古谱编创的民族管弦乐合奏;赵季平的《风雅颂之交响》(2019)以《诗经》和唐诗中的传世篇章为蓝本，借传统文学经典或古朴典雅或恢弘绚烂的意境，表达作曲家对延绵几千年中华文化的遐思以及对新时代的美好祝愿。

以多元手法 彰显时代品格

据笔者观察，当代中国民族管弦乐逐渐呈现出一种多中心并存、个性化音响交汇的景观。百年来，民族管弦乐从呈现方式、音乐语汇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贯穿其中的是中国人不断追求精神之丰富多元的内在诉求、不断参与世界文化发展进程的“现代性”品格。这也构成了我们今天审视和理解新时代民族管弦乐创作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着眼点。

当代民族管弦乐的创新性表达体现在美学意蕴、呈现形式以及技术语汇等诸多层面。在多元跨界的形式上，中央民族乐团创排的系列“民族器乐剧”颇具代表性和话题性。继2013年《印象国乐》首次亮相获得广泛好评和讨论之后，该团相继推出了《又见国乐》(2015)，《寻找杜甫》(2017，与成都民族乐团合作)。2017年，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的《玄奘西行》，将“民族器乐剧”的探索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种借助现代多元表现手法，与其他姊妹艺术表现空间相叠加的方式，为民乐创作开拓出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场域。类似的创作还有顾冠仁的中乐与昆曲跨界交响《牡丹亭》，将传统昆剧腔韵与大型民族乐团的交响性有机融合;由郭文景作曲、苏时进导演的民族管弦乐《桃花扇》，借用流行的音乐剧场呈现方式，以民族管弦乐演奏为主体，加入传统戏曲，辅以多媒体灯光表现，展现出各艺术形式之间的叠加和互动;由许舒亚、代晓蓉、唐俊乔等多位音乐家共同打造的民族器乐剧《笛韵天籁》(2018)，刘青担任作曲的多媒体民乐剧《九歌》(2018)等，也都是深度融合高科技多媒体技术的创新之作。

在中国广播艺术团出品的四幕歌剧《莫高窟》(2018)中，刘长远尝试用民族管弦乐队(仅加入少量铜管乐器)为歌剧伴奏，进一步拓展了民族管弦乐队的艺术功能;贾达群的协奏套曲《梨园》(2019)则以富于哲理性的庞大结构和复杂多样的现代技术性，对现有民族管弦乐的表现力和承载力进行了考验。作品中，作曲家融合协奏曲与传统曲式中奏鸣曲套曲的创作原则，创造性地使用了“协奏套曲”的形式，来容纳自己对于中国戏曲之博大精深的敬仰和个性化的人文关怀。

随着与世界的对话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新时代的民族管弦乐经历了又一次升华与蜕变。于观念层面，在后现代理论及其文化相对主义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人们逐渐摆脱单线进化论的拘囿，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音乐传统的独特文化及美学价值。随着中国音乐家创作观念上的日益成熟，民族管弦乐作为国家认同的功能得以部分消解，以多样性语言传达当代中国人美学旨趣，且力图与世界多元文化进行交流对话的价值取向日益凸显。在技术层面，借助当代音乐多元创作手段，作曲家从不同层次和维度对传统进行解构，进而构建起了一种包涵当代性、民族性、独创性的“新民乐传统”。

从诞生之初，民族管弦乐就被赋予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使命，代表着中国社会建立现代国家后追求科学和新知的人文诉求。今天，通过一代代艺术家们的兼容并包、扬弃革新，继承中华优秀正统国乐文脉、创造“伟大雄阔气象”之中国民乐，力图以中华之声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理想似乎正在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