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是我国主要的民族乐器之一,也是最富于艺术表现力的弹拨乐器之一
从历史上看,张骞和班超的两次西征打开了一条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汉魏以来琵琶由波斯、印度通过佛教的形式传入我国,经过我国人民的不断改进,使其在形制与演奏技艺上都得到了发展。
琵琶在我国的引进演变过程,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智慧与创造能力,也是我国古代在音乐艺术领域引进消化外国乐器的典范。
五弦琵琶与四弦曲项琵琶相同,均不是源于我国本土。那么五弦琵琶是如何由西域传入中国,它在中国古代音乐发展中具有何种地位,五弦琵琶这种古已有之的民族乐器在人们审美文化需求日益提升的今天应如何继承和发展,笔者想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五弦琵琶最初起源于印度,随后逐渐成熟于波斯、犍陀罗等地,接着传入中国。与四弦琵琶由新疆天山南麓的于阗进入中国内地的路径不同,五弦琵琶是通过新疆天山北麓的龟兹(今我国新疆库车)、焉耆一带,逐渐东进中原。
印度佛教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诞生,逐渐成熟后途经阿富汗、巴基斯坦、俄罗斯的中亚地区,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上半叶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了我国新疆地区。
佛教在进入天山北麓的龟兹后得到了极度的发展,成为当时西域佛教的中心。
在佛教盛行之时建造了大量的寺院、石窟,留下了许多壁画、塑像等。这些壁画始建于三世纪末及四世纪初,完成于八世纪。其中位于龟兹地区拜城县境内渭干河河谷北岸的克孜尔千佛洞,是中国的敦煌、龙门、麦积山四大佛教石窟之一。石窟壁画内容多为印度佛教故事。
在克孜尔千佛洞第八窟的壁画“伎乐飞天”佛教说法图和第三十八窟顶部的佛教乐伎图壁画中都出现了演奏者横抱着棒状五弦直项琵琶弹奏的形象,由此可见五弦琵琶在中国的两晋时期已随着佛教传入我国新疆西部地区,并从两幅乐伎图中可以知道五弦琵琶在这一地区已非常盛行。
到了南北朝,特别是北齐五弦琵琶已经逐渐进入了中原地区,这可从河南安阳北齐墓出土的瓷壶壶身上的乐舞图中的西域琵琶乐人斜抱直项五弦琵琶弹奏的画面中得到认证,从歌舞欢腾的画面中可以看出龟兹乐包括五弦琵琶不但在中原广为流行而且深受欢迎,并得到迅速的发展。
隋唐时期五弦琵琶达到了鼎盛,唐初成立的十部伎(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中除西凉伎和康国伎外,其它八部乐都使用了五弦琵琶,可见其在大唐宫廷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当时汉族的燕乐伎及东亚朝鲜的高丽伎都融入了胡器五弦琵琶,由原来隋末唐初的雅、俗、胡乐三乐鼎立逐渐走向了盛唐的相互融合,进入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团结和睦政治统一的昌盛时期。
当时从西域龟兹来朝的乐人琵琶名手曹妙达、曹僧奴、曹婆罗门及苏祗婆等为隋唐汉族宫廷带来了丰富的外来乐器,包括五弦琵琶,通过他们的琵琶演奏使胡乐在唐朝广为流传,并促进了胡乐与后来中国宫廷中的唐燕乐及雅乐的互融。
五弦琵琶在我国宫廷音乐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隋唐时期的音乐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宋以后五弦琵琶在中国未能像四弦琵琶那样得到应有的发展,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原因并无史料文献记载,给我们世人留下的唯一的历史性的见证,是唐朝日本遣唐使带回奈良正苍院保存至今一千二百多年的一面唐传五弦琵琶,乐器是用坚硬的紫檀木制成,上面镶嵌着螺钿、玳瑁等,画有骑驼胡人弹琵琶图案,透过它那极其精美的制造工艺我们仿佛看到五弦琵琶在隋唐时期宫廷和民间音乐中所铸就的辉煌。
五弦琵琶古已有之,现在的五弦琵琶是在仿古基础上的创新。
提到五弦琵琶的挖掘与研究,不能不提到当代中青年琵琶演奏家方锦龙。
方锦龙在中国民乐演奏技巧的挖掘与创新上可谓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和热情。他认为,对于中国民乐,首先应该是继承,然后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近年来,他根据史料挖掘制作了早已失传多年的五弦琵琶,被称为“当代五弦琵琶的代表人物”。正是他深厚的文化修养与非凡的艺术造诣,才使五弦琵琶今天得以重新挖掘与发展。
进入90年代,他深感四弦琵琶对一些传统乐曲如《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和外国乐曲移植的曲目在演奏质量上还存在不足,于是开始对现代五弦琵琶进行挖掘与研究。
传统五弦琵琶因演奏时持琴姿态是向左下方斜抱,琴身较小,故品少、柱少,共鸣不够,表现力较差。而方锦龙研制的新型五弦琵琶是在发展成熟的现代四弦琵琶形制的基础上的改进,新型五弦琵琶品、相位都较传统的五弦琵琶多,琴身也较传统五弦琵琶大,方锦龙在现代四弦琵琶的基础上多加了一根里弦(低音),这样琵琶的音域变宽,音箱的共鸣加大,和声织体异常丰富,音响变得完美柔润,琵琶的艺术表现力大大加强。
中国琵琶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今我们正置身于前所未有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挑战中,琵琶艺术在当代的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而复杂的研究课题,本文对五弦琵琶所作的初步探讨,是想借此引起我们对中国传统民乐发展的关注,多角度地对琵琶演奏艺术与演奏技术的关系加以研究,使琵琶这件古老的乐器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