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来,以汉代琴论为基础的“琴道”,似乎是凝固了一样,随着古琴的传承,也一直流传至现今。
汉代“琴道”的形成,对其中不合理的附会说辞,似乎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即使是在今天,不少琴人还在津津乐道:琴长合乎三百六十天,十三徽代表了十三个月数,上圆象天,下方法地。甚至还编出不少感神招鬼的现代“聊斋”;会弹琴的人成了超凡脱俗,飘飘然地在自我膨胀。
找出“琴道”形成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揭露出古琴被“神化”的原由与过程,解开缠着古琴的层层神秘面纱;还它一个清新的面貌,相信是会裨益于古琴发展的。
考察汉代文献对琴的记载,是随年代逐渐增多的。在西汉前期,除了个别有关琴故事的记载外,一般论述基本上还是琴瑟并举:
1、云和之琴瑟……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空桑之琴瑟……夏日至于泽上之方丘奏之。龙门之琴瑟……于宗庙之中奏之。《礼记·春官·大司乐》
2、拊搏玉磬,揩击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乐器。《礼记·明堂位》
3、先生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士无故不彻琴瑟。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礼记·曲礼》
4、君大夫彻悬,士去琴瑟。《礼记·大记》
5、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礼记·乐记》
6、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史记·乐书》
7、礼:天子之乐宫悬,诸侯之乐轩悬,大夫直悬,士有琴瑟。《新书·审微》
8、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敫(白旁)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他商应之。《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这些论述,基本上是继承了先秦文献的记载,强调了“琴瑟”的宗庙仪典和礼乐教化功能;也提到了“琴瑟”能“养行义而防淫佚”的修身功能。西汉中期开始,只针对琴的单独论述,就渐渐多起来了。重要的条目有:
1、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新语·无为第四》
2、孔子学琴。《韩诗外传》
3、神农之初作琴也。《淮南鸿烈·泰族训》
4、今夫盲者目不能别昼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琴或拨剌枉桡,阔解漏越,而称以楚庄王之琴,侧室争鼓之。……山桐之琴,涧梓之腹,虽鸣廉修营唐牙,莫之鼓也。……鼓琴者期于鸣廉修营,而不期于“滥胁”、“号钟”。《淮南鸿烈·修务训》
5、雍门子周弹琴(刘向:《说苑》)
6、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刘向:《琴说》)
7、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班固:《白虎通德论·礼乐》)
而其中,关于琴的专论可依年代列于下:
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淮南鸿烈·修务训》
刘向(公元前77-前6年)《琴说》
杨雄(公元前32-前7年)《琴清英》
桓谭(公元前25-56年)《琴道篇》
班固(公元32-92年)《白虎通德论·礼乐》
蔡邕(公元132-192年)《琴操》、《琴赋》
应劭(公元153—196年)《风俗通义》
这些文献记录反映了一个史实,即琴在汉代逐渐被儒士看重,后来更被提升为众乐器之首。
试把这时期的琴论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以下几点:
对琴的创制问题,西汉初期的记载是:
1、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礼记·乐记》)
2、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史记·乐书》)
3、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陆贾《新语·无为第四》)
而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末的记载则是:
1、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刘安《淮南鸿烈·泰族训》)
2、琴,神农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桓谭《新论·琴道篇》)
3、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齐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杨雄《琴清英》)
4、昔伏羲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蔡邕《琴操》)
5、昔庖牺作琴。(马融《长笛赋》)
6、世本:神农作琴。(应劭《风俗通义》)
很明显的,西汉中期诸说已把琴的创制,从先秦和西汉初的“舜作五弦之琴”,推至远古的神农。而在东汉末期,更把琴的创制引伸至神话时代的伏羲(庖牺)。这里要注意:琴的功能已从“歌南风”的乐器,变为“御邪僻,防心淫”的君子“修身理性”之器。在东汉士人眼中,琴不单纯是歌诗演奏的乐器,而是修身养性的工具;有着教化天下、和合天地、通神明之德的功能。这也是为何要把琴的创制上推至远古的圣王;因为传说中的圣王皆是以“德”作为表征的。
1、昔神农继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期之数:厚寸有八,象三六数;广六寸,象六律。上圆而敛,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广下狭,法尊卑之体。(桓谭《新论·琴道篇》)
2、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前广厚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宫也,象五行也。大弦者,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有。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蔡邕《琴操》)
3、今琴长四尺五寸,法四时五行也。七弦者,法七星也。(应劭《风俗通义》)
从上述所载,东汉人开始将琴的形制与四时五行、天文历数相比附。无疑这是受到当时谶纬五行学说思想的影响,然而也体现了当时士人对琴的期许:含括了天地人伦之道外,还涵盖了宇宙万物的价值。
1、琴音调,则四海合,岁气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琴以知四海,琴音调,足以及四海也。(《乐纬·乐协图征》)
2、八音广播,琴德最优。……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桓谭《新论·琴道篇》)
3、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班固《白虎通德论·礼乐》)
4、雅琴者,乐之统也,与八音并行。(应劭《风俗通义》)
5、在汉儒“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前提下,琴的地位从一件士人弦歌的乐器,提升到四时五行、天地六合、尊卑位分的象征,并被提升为“八音之首”,于是“琴道”立焉。
汉代“琴道”之说的逐渐形成,清楚地反映了以下几点:
战国至汉初,原供祠堂祭祀用的琴,因礼乐衰败,年久失修,流传于民间。
由于它的外形比较轻巧,携带方便,引起了人们对其进行改进的念头。结果是:共鸣箱改为长条全箱型,增加钢琴的音量。调音机构得到了改进,张力更高的琴弦可以在表面上张开。钢琴表面处理技术也得到了改进。漆和琴灰的应用可以使琴面平整,增强琴面的硬度,从而可以应用左手按压技术。鹅的脚从“一只脚”变成了两只,这意味着琴必须放得更顺畅,以适应左手在琴面上的动作。
另一方面,钢琴的琴身也随着左手按压的幅度逐渐增大。左手技术的发展使琴能够演奏出更复杂的旋律,从而成为一种可以表达复杂音乐的旋律乐器。
琴的改良需要很长的时间,相信要到汉代中期才能完成; 直到汉末,其形体才稳定下来。
琴改进后,其优越性立即显现:除了琴身轻巧外,还能演奏大多数古代乐器(包括ser)所缺乏的连音和滑音。 改进后的琴,由于运用了左手技术,可以演奏连续滑入的音乐。 唱诗时,更符合汉语的复调特点,体现诗歌的音乐美感。
琴的音乐功能已经超越了只能弹一弦一音的琴。 因此,它很快取代了se的传统地位,成为文人歌唱、诗词的乐器; 它甚至成为国内学者的专用工具。
久而久之,汉代文献中关于琴乐的记载逐渐增多:
1、杨雄(前32-7)《秦清英》:《子安曹》、《雉朝飞曹》。
2、桓坛(公元前25-56年)《秦道篇》:《药畅》、《顺草》、《余草》、《魏子草》、《文王草》、《博一草》、《余草》 《季子操》等七首歌曲。
3、蔡邕(公元132-192年)《秦操》:二十一章五诗九语,十二习,河间杂歌。
古琴曲目的逐渐增多和积累,意味着古琴不仅是一种伴奏诗歌和歌唱的乐器,而且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可以独奏的乐器,并成为一种独立的音乐流派:琴乐。
人们认为这是由于古琴左手技术的发展,导致泛音演奏的发展。这进一步丰富了琴的音色,提高了琴的音乐功能。到了汉末,琴形应该已经稳定下来,琴面上十三徽的镶嵌也已经完成。
古琴能够以其独特多变的音调来表达深刻而隽永的音乐意义,能够演奏出“顺”、“练”、“导”等体裁和内容极为丰富的琴曲。
古琴从一种伴奏诗歌、歌唱的乐器,发展成为一种能表达深刻而意味深长的乐曲的独奏乐器;它已成为学者在家调心修心的专用工具。因此,它被赋予了极其崇高的价值:它包含天地之道、鬼神之道、四海之道、天下之道,被称为“琴之道”。
以汉代琴论为基础的“琴道”似乎凝固了;随着秦国两千多年的传承,它也在秦人之间流传至今。这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确实非常罕见。有必要摸清“琴道”形成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揭示古琴“神化”的原因和过程。让我们从汉代的音乐生活和儒家的社会思想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