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日本的唐代五弦琵琶见证了两国文化的因缘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仓院的世界”特别展中，一件唐代的五弦琵琶最为引人注目。这把传承千年的琵琶，因为此次皇位交接才得以展出；它又是一件来自中国的文物，见证了中日两国文化上的独特因缘。围绕着它，还有许多谜团：是什么原因让这把琵琶离开中国，收藏在日本正仓院？五弦琵琶和四弦琵琶有什么区别？琵琶上胡人骑骆驼的图案又告诉了我们什么？五弦琵琶到今天已经极为罕见，那么在唐代又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一把东渡日本的琵琶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

这把琵琶，正式的名称为“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收藏这把琵琶的正仓院，是日本皇室的特殊宝库。“正仓院宝物”的出现，与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皇后——光明皇后有密切关系。光明皇后是日本第45代天皇圣武天皇的妻子，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非皇族出身的皇后。此时日本瘟疫不断，灾难频仍，民不聊生。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将佛教作为统御国家的工具，集合人力与财力，广建佛寺，将佛寺作为实施社会救济的场所。闻名遐迩的东大寺大佛和附近一带的寺庙群，就是在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的推动下兴造的。圣武天皇去世以后，光明皇后代理执政，期间数次将大量皇室宝物珍玩供奉佛前，借着为圣武天皇祈福的名义寄存在东大寺。东大寺用来存放这些宝物的所在地即为正仓院。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录——历次供献的清单《东大寺献物帐》中，“螺钿紫檀琵琶一面”赫然在列，是天平胜宝八年（736年）6月21日进献的650件珍宝中的一件。一般认为献物帐中记载的这一件琵琶，即是今年展出的这把五弦琵琶。虽然最初正仓院名义上是东大寺的附属单位，但后来随着人事更迭，正仓院的实际归属几经改易，目前隶属于专门处理皇家事务的宫内厅，则直到今天，这把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仍然算得上是皇室珍宝。

东大寺献物帐（部分）

光明皇后临《乐毅论》

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的年代，中国正处于唐朝中期。当时日本与中国主动进行交流，制度、思想、文化都深受隋唐影响，写汉字、习汉文都成为了日本贵族的修养。正仓院中就收藏了数卷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的亲笔汉文书法，其中光明皇后临摹的《乐毅论》一卷，是天平十六年（744年）根据王羲之书法法帖临写而成，启功《论书绝句其五一》中“小卷藤家临乐毅，两行题尾署天平”句，正是歌咏此作，并将之作为当时日本书法“楷书高品犹恪守唐格”的例子。

自从推古天皇时期，日本就有了向中国派出“遣隋使”的制度，中国进入唐代以后则称为“遣唐使”。“遣隋使”“遣唐使”制度的存在，使得隋、唐书籍与工艺品流向日本成为可能。这些使者来到中国之后，会借由交易、馈赠的途径获得中国书籍与工艺品。这把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整体具有唐代的审美风格，所采用的工艺超过了当时日本本土的工艺水平，琵琶上螺钿镶嵌使用的贝类又出自南海。故而通常认为，这把琵琶就是遣唐使从唐朝的中国获得，带回日本，进献天皇，从而受到了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的喜爱。

多一根弦，大有讲究

这把螺钿紫檀五弦琵琶，顾名思义有五根弦。今天我们所说的琵琶，通常是四弦四柱，竖抱弹奏，和这把琵琶有很大的不同。五根弦，比四弦多了一根，让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身上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紫檀木画槽琵琶（四弦）

跟这把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一起展出的，还有一把同为正仓院收藏的唐代琵琶，名为紫檀木画槽琵琶，曾经在2015年秋季的正仓院展中亮相。彼紫檀木画槽琵琶虽然跟今天的琵琶一样是四弦四柱，但是正面照片中仅能看到两柱，是因为琵琶的颈部弯曲如直角，故而有两柱被遮挡。这种琵琶的形态与今天常见的琵琶也有很大区别，通常称为四弦曲颈琵琶。正仓院收藏的琵琶中，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唯一一把五弦琵琶，其余都为四弦。

唐代一部重要乐书名为《乐苑》，早已亡佚，但《乐府诗集》引用了此书中的一些片段，其中有一段关于五弦琵琶的描述：

“五弦未详所起，形如琵琶，五弦四隔，孤柱一。合散声五，隔声二十，柱声一，总二十六声，随调应律。”

这一记载中说到了五弦琵琶的弦、柱、音的情况。利用五弦，可以弹奏出26种声。日本学者林谦三认为“孤柱”应该是指五弦多出来的一根弦所用的柱，较为短小，偏在一隅，今正仓院中五弦琵琶五柱形制接近，可能是后来修补造成的。

众所周知，琵琶虽是中国音乐的代表性乐器，但它的原型起源于西域地区，可以说，琵琶出现在中国音乐里，与“丝绸之路”大有关系。主流的观点认为四弦琵琶是在西亚形成，集中于波斯（今伊朗）地区。那么，五弦琵琶又从何而来呢？《通典》中说“屈茨琵琶五弦”，似乎是龟兹（即屈茨）所出；《旧唐书·音乐志》中说“盖北国所出”，都不甚明确。

一种比较早的看法认为，五弦琵琶是在印度发展而成的。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印度的古代艺术形象，如公元2世纪的阿摩罗缚底塔的浮雕所刻，公元7世纪的阿旃陀壁画中所绘的形象。而后，印度艺术沿北路东渐，经由中亚地区，大约在六朝后期传入北朝地区。因为传播路线经过了龟兹地区，所以五弦琵琶才又称龟兹琵琶。这类似于阿拉伯数字本由古印度人发明，但经由阿拉伯人传向欧洲，才被称为阿拉伯数字。此为“印度说”，由日本学者大村西崖、林谦三等主张，流传较广。

到了1980年代，中国学者根据旧时未曾得见的石窟壁画材料提出了一种新说，认为五弦琵琶正如其别称“龟兹琵琶”，最初形成于龟兹地区，之后由龟兹人向西传入印度，向东传入中原。这种说法可以称为“龟兹说”。新疆石窟遗址众多，开凿时间历经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等历史时期，残存壁画中可以看出二十四种乐器，是重要的音乐史料。形如棒状，琴体细长，直颈五弦，一侧三柱，另一侧二柱的“五弦琵琶”，多次出现在壁画中，例如克孜尔第14窟，第38窟，库木吐拉第46窟等。这些壁画所在的石窟都为早期石窟，可以证明早在汉末，这种琵琶就已经出现在今新疆一带。

“龟兹说”的提出，对传统的“印度说”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作为“印度说”依据的印度阿旃陀壁画里描绘了四、五、六弦的琵琶，这种五弦琵琶可能还不是一种固定的琵琶形制；其他作为“印度说”论据的石窟雕塑，虽然石窟本身开凿得较早，但是刻有五弦琵琶形象的雕塑创作年代较晚，约为公元七世纪，晚于新疆石窟壁画。

另外，从传承来看，今天印度音乐中琉特属弹拨乐器中，有三、四、六、七、八、九等弦数，唯独不见五弦的踪迹，但是在今新疆地区流行的乐器中，还有五弦的热瓦普（热瓦甫）、弹布尔（弹拨尔）等琉特属弹拨乐器，从中可见五弦琵琶的流风遗韵。学者常任侠提到赴印度阿旃陀研究时，向导曾指出壁画里有中国西部人（龟兹人）面相和来自中国的产物。故而学者周菁葆据此认为印度古代艺术中表现的五弦琵琶，很有可能是由龟兹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