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悠久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来自“孔子时代”的音乐曾侯乙编钟历经两千多年经久不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文明再发现进程中,曾侯乙墓考古发现的这个中国“国家宝藏”不断为人类谱写共同的“世界记忆”。
1977年9月,一支部队在随州擂鼓墩平整山头、兴建厂房时,偶然发现了一座战国早期大型墓葬。1978年3月,以湖北省博物馆谭维四为队长的考古队开始实地勘察。当年20岁出头、现任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研究馆员的冯光生也到了工地上,这是学音乐的他第一次接触考古。
回忆曾侯乙墓打开的那一幕,冯光生依然难掩激动:“墓葬打开,我看到的是一个200多平方米的‘游泳池’,墓中全是水。但是,伴随着潜水泵的马达声,水位缓缓下降,我和在场所有人一样,完全惊呆了。”
从水中缓缓露出的是一根木柱、三层横梁,以及悬于梁下的一件件青铜古钟。水落钟出,如此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数量众多的一套青铜编钟,经历两千多年竟然屹立不倒,仅有两件甬钟掉到了泥土中。
这是个面积达220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6倍的“超级古墓”。经过清理检测,曾侯乙编钟共有65件,编成八组,悬挂在三层钟架上,全套编钟总重量2.5吨。
至今,曾侯乙编钟仍是中国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为宏伟的一套编钟。其巍峨、完美的“曲悬”架式,与配套的曾侯乙编磬,完整、明确地呈现了周代诸侯的“轩悬”制度,并与其他青铜礼器一起交织出一幅近于现实的礼乐场景。
这些罕见的音乐文物中,不仅包括曾侯乙编钟原件,还有在曾侯乙墓同时出土的编磬、琴、瑟、排箫、竹箎等共九种125件乐器。
随之而来,关于史料中鲜有记载的、曾侯乙的故乡“曾国”也再次进入考古学家和史学家的视野,“曾国之谜”得以层层剥开……
研究:“一钟双音”的乐律书
从甫一出土,这件稀世文物就以一种开放的状态进入研究者和公众的视野。从全国各地调集来的专家云集随县,开展研究。
早在曾侯乙编钟之前,包括黄翔鹏在内的音乐文物专家已经先后到过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等地,对出土编钟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一钟双音”的观点。但是,这一新成果却每每被当作“无稽之谈”,没有人相信在一件钟上会发出两个不同的音。直到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中国先秦乐钟的“一钟双音”才被世人普遍认可。
在曾侯乙编钟的钟体、钟架和挂钟构件上,共有3700多字的铭文。这些铭文不仅标注了各钟所发音律及律调阶名,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阶名与楚、周、齐、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
音乐学家们发现,曾侯乙钟铭简直是一部成套的乐律体系,音域跨越5个八度, 只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全。这是一部金光闪烁的乐律经,它的出土足以改写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世界古代音乐史。
曾侯乙编钟轴心时代音乐文化的高峰,不可辩驳地表明,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已经有了十二音系统,具备旋宫转调的能力,有良好的音乐表现性能。“一钟双音”及“十二律”的发现,是中国人在公元前五世纪为人类的音乐文化作出的伟大贡献。
1983年,第一套曾侯乙编钟复制件通过国家验收,其“声”“形”基本达到了“形似”“声似”的效果。1984年国庆期间,专门成立的湖北省编钟乐团应邀赴北京,用刚刚荣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曾侯乙编钟复制件,为共和国生日献上了首场大型民族交响乐。
编钟见证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事件,也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作为中国文化使者,编钟出访和出演已涉足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外国领导人还亲自演奏过。
1997年香港回归,作曲家谭盾创作大型交响曲《一九九七:天地人》,曾侯乙编钟以雄浑深沉的乐声走上世界舞台;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仪式的音乐,以曾侯乙编钟的原声和玉磬的声音,制作了“金玉齐声”“金声玉振”的宏大而庄严的颁奖礼乐……
2018年7月,国际博物馆协会乐器和音乐收藏委员会代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乐器部主任伊丽莎白·布莱德利女士迎来了她与编钟的“第二面之缘”。她对记者说,“编钟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古代音乐最好的途径之一。它以声音和文字互相印证的方式,保存了人类的音乐记忆,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记忆遗产。”
作为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地,目前位于湖北随州的擂鼓墩古墓群遗址正在加快建设擂鼓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且即将启动曾侯乙墓遗址脱水修复保护工作,编钟青铜古镇和国际乐器交易城也有望在此落成。